在对人生各阶段的研究中，有关童年期的研究最为丰富。在任何一家像样的书店，养育类书籍都占据了相当大的书架面积。任何留心养育问题的父母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：我们有责任保护孩子的安全和健康。这是起码的责任，是生物本能。
在记录我儿子索耶成长历程的相册里，有一张他7个月大时的照片。照片中的他看着镜头，神情紧张。相机只捕捉到了躺在滑梯顶部斜面处的小婴儿，可我记得当时我用双手支撑着他，只不过摄影师没有把我收入镜头。那是索耶第一次去公园，也是他第一次坐滑梯。当时，我和他爸爸两个人反复对他说：“宝贝儿，没事儿的，爸爸妈妈在这儿呢。”
如今再看照片，这些话仍在耳畔回响。不过，从我儿子的表情来看，他并不相信我们。这张照片让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：儿子躺在小滑梯的顶部，我担心不已。滑梯离地不过1米高，我和丈夫分别站在两侧，可我还是不放心。这个小高度会不会让索耶感到害怕？他会不会“扑通”一声掉到橡胶地上，撞伤脑袋？我们是否应该避免让他遭遇不愉快的体验？
多年来，每当和索耶一起依偎在沙发上，翻看他婴儿时期的照片，我都会把他眼中流露出的害怕视为他的情绪反应。然而这么多年以后，我在想，其实孩子的表情不过是反映了我和他爸爸的紧张心情。父母如何能从单纯希望保护婴儿，发展到放手让他们进入等候着他们的世界？
预防事故的发生
在这个富裕的高科技世界，我们觉得自己有能力保证孩子免受任何伤害，也相信自己施加控制的能力。为此，我们把世界变得对孩子更安全、更可预测、更为友好。这一切从他们还在子宫里时就开始了。怀孕期间，母亲的方方面面都在监控之下。孩子一旦出生，家里便做好了保护他们安全的准备。
我们也尽量保证外部世界的安全。—年间，美国的每个州都制定了法律，要求在汽车上给儿童使用婴儿安全座椅，随后又制定了有关安全带的强制性法规。这些法律法规敲响了珍贵自由的丧钟，但无所谓，因为我们更在意的是保障孩子的生命安全。
同时，也是为了保证安全，孩子在进行轮滑、滑冰和滑板运动时，被要求大量使用头盔和护具。不过不可否认，这些法律和措施的确保住了很多孩子的生命。
爸妈们更进一步地挡在孩子和世界之间，亲自充当保险杠和护栏，好像只要我们在场，孩子的安全就有十足的保障。那天，我看见一位家长和孩子一起过马路时，心里闪过这个念头。那个情形在美国的任何城市都看得到，母亲昂首阔步走在前面，8岁左右的儿子落后她一步。孩子戴着耳机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手机。
妈妈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，再往左看看，然后带着孩子通过了十字路口。那孩子的眼睛一刻也不曾离开手机屏幕。我还读到过一种叫作微型刹车器的产品介绍，这个产品用于儿童自行车，父母可以通过遥控器刹住自行车的后轮。
上学是孩子智力发展的第一个关键机会，但是，往返学校本身就引发了对安全的忧思。我们的解决办法是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亲自接送他们上下学。孩子小的时候，为了保证安全，很多父母护送他们上学，还常常帮他们拿东西，以减轻他们的负担。最近我看见一位虎背熊腰的爸爸斜挎着一个粉红色的背包，不禁哑然失笑。他家距附近的小学只有3个街区。
他骑着自行车，跟在他七八岁的女儿身后。他的行为值得钦佩，但在那个下午，以及之前和之后的许多个下午，我都在思考这些问题：孩子什么时候才可以自己背书包？什么样的独立程度才适合小学生？目睹我所在城市的家长天天往小学跑，我想调查一下这股趋势有着怎样的深远影响。
身为母亲的洛拉家住俄亥俄州郊区，她告诉我，有位母亲每天都送她三年级的孩子上学，尽管那孩子身体健康，体魄强健；还有位父亲骑自行车尾随女儿上学，然而他家距学校还不到两公里。这位父亲与我看到的那位背粉红色背包的父亲如出一辙，只不过他的孩子都上六年级了。即便从家到学校只有几步路，虽然人们对碳排放的担忧日益高涨，很多人还是天天开车接送孩子上下学，而且我们往往并不只是把孩子送到校门口就罢了。
埃伦·诺德尔曼（EllenNodelman）是我家的世交。年以来，她的照片就一直挂在洛克兰德中学的大厅里。
这所学校位于纽约州康格斯镇哈得边，对岸是曼哈顿，开办的年级从学前班到十二年级。初到该校时，诺德尔曼是一名英语老师，后来她一边教学，一边兼任教务长和升学指导顾问。在这些职位间辗转40余年，她亲眼见证了校园内外“父母现象”的兴起。
洛克兰德中学一半的学生搭乘校车上下学，诺德尔曼说：“另外一多半本可以乘坐校车的孩子却由父母开车接送。”低年级学生的家长不是把孩子送到就走，他们有时候还陪孩子进入学校，有些家长甚至会把孩子送进教室。“我们把他们拦在大厅外。如果学校允许的话，他们会跟孩子一起上课的。真有家长提出过这样的要求。”诺德尔曼补充说。
其次是手机。在父母和孩子的沟通中，这个东西出现的时间不长，本意是为了避免直升机式养育，结果因为直升机式养育趋势的存在，反倒加强了父母的掌控能力，有研究者称，手机是“世界上最长的脐带”。
举几个例子吧。一位家住贝弗利山庄的高中生和朋友去海边玩儿，他妈妈坚持要他在往返途中每小时给她发一次短信。她不担心孩子在太平洋里冲浪，却担心驾驶途中不安全。斯坦福大学的一位家长致电学校，说女儿失踪了，因为他一整天都没收到女儿的消息。有位美国大学生参加了一个去新西兰的海外学习项目，有一天他妈妈致电项目主管，说自己焦急不堪，因为她儿子自登山回来以后，一直不接电话，而她是通过GPS定位得知儿子已经回到校园的。
父母的警惕和技术共同在孩子与世界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，但是，我们不可能片刻不离地守着他们。把孩子培养成独立的成人既是我们的生物性要求，也因为环境中的自我意识对孩子来说很重要，是他们必须养成的生活技能。当我们忍不住希望自己的存在就是他们的保护伞时，需要扪心自问：希望达到何种养育目标？在教给孩子他们需要掌握的技能时，应当如何做到既保护了他们，又避免遮蔽他们？如何教他们自己去做？
20世纪后期的诸多安全防范措施，举凡林林总总的规定、防护装置以及父母带孩子过马路、控制孩子自行车的刹车、送孩子上学之类的做法，目的都是防止孩子出事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担心有人企图伤害他们。为此，我们告诫孩子不要跟陌生人说话；当他们参加尚被允许的户外活动时，我们在一旁指手画脚；他们去哪儿，我们几乎亦步亦趋地跟着，就是在杂货店里，也紧挨着他们。
一些流行了几十年的童年游戏在劫难逃。就说万圣节吧，过去每到这一天，孩子们就兴高采烈地在社区四处穿梭，接过街坊邻里和陌生人给的糖果，欢欣雀跃地吃起来。但是今天，在我所在的社区，即便孩子都十二三岁了，父母还跟在他们身后，在车道尽头来回踱步，逐一检查所有糖果，确定里面没有刀片、大头针之后，才允许孩子食用。
也许你以为，父母如此小心翼翼，必定有充分的依据。曾有报道说，万圣节糖果里有刀片和大头针，但这些消息早就被揭穿了，根本就是骗局或者恶作剧。证据显示，年播出的电影《亚当》催生了人们对陌生人绑架儿童的恐惧。今天，在美国及所有播出该剧的国家，这种恐惧都很普遍。
20世纪80年代初，儿童安全鼓吹者把孩子离家出走以及父母离婚后，无监护权的家长一方“拐带”孩子的情况一并算为儿童失踪，声称每年有成千上万名儿童失踪。如今，智能手机和全天候开放的网络放大了狂热情绪，随时播报世界各地发生的儿童伤亡消息，不断地引起我们的警惕。媒体持续地煽动我们的恐慌情绪，借耸人听闻的故事提高收视率和收听率。
全美各地的父母都认为孩子再也不能独自出行了。说这话的时候，他们或者实事求是，或者若有所思。为什么？“因为恋童癖者”。我们觉得美国变得更加危险了，然而数据显示，儿童绑架案的发生率并未提高，而且从多种标准看，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低。